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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龕石窟(南龕摩崖造像)是四川巴中境內(nèi)規(guī)模最大、保存最為完好的石窟。石窟始鑿于隋，盛鐫于唐，世人始稱“南龕寺”，唐肅宗乾元三年賜名“光福寺”，迄今已有1300余年的歷史，是隋唐兩代我國石窟藝術巔峰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佛教藝術。1988年由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2001年，巴中市巴州區(qū)境內(nèi)的水寧寺石窟、西龕石窟、北龕石窟合并到南龕石窟，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國保尋蹤15
巴中市區(qū)往南2公里，就是南龕山。1000多年前，巴州刺史嚴武第一次來到南龕山，看到這里樹木高大、綠葉成蔭，便在《南龕楠木》里寫下“高枝闊葉鳥不渡，豐掩白云朝與暮”。
巴中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——米倉道的必經(jīng)之地。唐宋時期，米倉道非常繁榮，南來北往的商人、官員和文人在巴中駐足，沿著山崖石壁開窟造像、裝彩題詞。巴中現(xiàn)存石窟59處500余龕窟，其中，以南龕石窟規(guī)模最大、保存最好、藝術最精美，成為巴中石窟的代表。
□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薛維睿
A多為鑿于崖壁上的淺龕
3月初的南龕石窟，蒼松挺拔、翠柏長青。記者沿著密集石階一路往上，在清幽綠蔭之中，崖壁上的層層龕窟隱約可見。邁過最后一級石梯，一塊巨大的石壁，如同天然屏障遮擋住后面的佛像。在崖壁上，雕刻著隋唐以來歷代的觀音造像，“云屏”“光福寺”等摩崖題刻，以及著名的《嚴武奏表碑》。
“這算得上是南龕石窟的‘鎮(zhèn)館之碑’。”巴中南龕石窟研究所所長李盛明說，雖然歷史上對嚴武的評價褒貶不一，但他對于巴中佛教文化的發(fā)展影響深遠。
唐肅宗乾元元年(公元758年)，時為京兆尹的嚴武，被唐肅宗下詔貶為巴州刺史。他在巴州任職期間，見這里的幽深古剎蕭條破敗，龕窟佛像滿布苔蘚，便進行了一番整治修繕，并奏請?zhí)泼C宗為巴州南龕佛寺題名。皇帝看到嚴武的奏章后，敕命了“光福”的寺名。
“(巴州)南二里有前件(代)古佛龕一所，舊石壁鐫刻五百余鋪。劃開諸龕，化出眾像，前佛后佛，大身小身，琢磨至堅，雕飾甚妙。”如今，這件雕刻于唐乾元三年(公元760年)的碑刻，碑文仍然清晰可辨，書法圓潤典雅。碑文內(nèi)容記錄了嚴武修葺寺廟、奏請皇帝為寺廟賜名的原因和經(jīng)過，成為研究南龕石窟摩崖造像的重要文字資料。
穿過云屏石，沿石階而上，神仙坡盡在眼前。神仙坡南面多題刻，遠道而來的客商官員在這里吟詩賦詞，刻于石壁;北面則為造像最集中的區(qū)域，放眼望去，大小龕窟，密如蜂房，成為南龕最具標志性的景觀。
南龕石窟是巴中境內(nèi)規(guī)模最大、保存最為完好的石窟，現(xiàn)存造像176龕、2700余尊。釋迦佛、彌勒佛、菩提瑞像、雙頭瑞佛、如意輪觀音、地藏……南龕石窟內(nèi)容豐富，造像精美。西方凈土變和毗沙門天王龕像在這里尤其突出，是唐代四川非常流行的題材。1988年，南龕石窟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“除了南龕石窟，巴中各處還分布著很多石窟。”李盛明說，包括南龕石窟在內(nèi)，巴中市境內(nèi)現(xiàn)存石窟59處，500余窟(龕)、8000多尊造像。2001年，水寧寺石窟、西龕石窟、北龕石窟合并到南龕石窟，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水寧寺石窟在巴中城東的水寧鎮(zhèn)，作為“米倉道”的必經(jīng)之路，這里也是古代巴蜀通往漢中的必經(jīng)之地。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，這里在唐代成為政治、經(jīng)濟和文化中心。如今，古寺已經(jīng)看不到蹤跡，但在水寧河兩岸約500米的石巖上，仍有盛唐造像38龕、316尊。西龕和北龕，則分別位于巴中市城西和城北，現(xiàn)存造像分別有90余龕和34龕。
對于巴中石窟的開鑿年代，過去說法不一，大體上有始于初唐和隋兩種說法。李盛明說，《嚴武奏表碑》上留下的記載，尤其是“前件古佛龕”“歲月綿遠，儀形虧缺”等描述，成為巴中石窟起始于隋、盛行于唐的又一例證。
巴中石窟多為開鑿于崖壁上的淺龕，實為摩崖石刻龕像，只有少數(shù)深廣的可稱作“窟”，現(xiàn)在仍稱為“石窟”是因沿襲舊俗。
B融匯中原和西域風格
公元三世紀左右，作為傳播佛教的藝術使者，石窟藝術從古印度經(jīng)過西域傳到中國。南北朝佛教興盛，佛教造像也達到第一次高峰。南北朝晚期，隨著西魏北周軍事上對南朝蜀地的征服，佛教信仰進一步進入到四川地區(qū)。在雷玉華和程崇勛編著的《巴中石窟》里，對巴中石窟的淵源和流變做過詳細論述。
這一時期，二京(長安、洛陽)不少官員曾隨唐玄宗和唐僖宗入蜀，將二京佛像樣式帶入四川。巴中石窟造像風格受到影響，佛像安詳寧靜、身軀魁偉，菩薩體態(tài)豐圓、雍容華貴，力士威武勇猛、氣勢不凡，這些造像形制都能在長安、洛陽的石窟中找到淵源。
在巴中頗為流行的菩提瑞像，來源即為二京地區(qū)，其初形是唐王朝使者王玄策從印度帶回來的樣本。在神仙坡前，抬頭一眼便能望見103號龕，是一尊唐代的菩提瑞像。這是南龕最大的一尊像，立于十余米高的崖壁之上，令人心生敬畏。佛像頭戴高寶冠，胸前飾瓔珞，右臂飾臂釧，結(jié)跏趺坐于蓮花寶座之上，神態(tài)雍容華貴，莊嚴肅穆，是釋迦牟尼最初降魔成道像。
除了在二京地區(qū)找到源頭，巴中石窟還受西域經(jīng)由河西傳來的藝術風格影響。從西域至河西走廊南下后，向南經(jīng)秦州(主要是經(jīng)甘肅南部的天水境內(nèi))，再向東南至興元府境內(nèi)與米倉道南段相合，可以進入巴中。在南龕石窟的題記中，“秦州僧”“涼商”等文字，說明了這條道路的存在。
南龕石窟83號龕內(nèi)有一尊雙頭瑞佛像，兩佛共一身軀，結(jié)跏趺坐于須彌座上。李盛明說，雙頭佛像是很少見的一種佛像，目前在四川僅發(fā)現(xiàn)這一例。新疆克孜爾石窟曾出土過木雕彩繪的雙頭瑞佛像，敦煌莫高窟中唐時期壁畫也有幾處雙頭瑞像圖，佐證了米倉道與敦煌、河西以及西域等地的關系。
南龕石窟65號、94號等龕內(nèi)，均是以毗沙門天王為主尊的造像。毗沙門天王是佛教護法之神，通常以護法者形象出現(xiàn)，在寺廟和龕窟中不占主要位置。而南龕石窟的幾尊造像，均以毗沙門天王為主尊。雷玉華分析，在中晚唐時期，毗沙門天王被視為戰(zhàn)神，因此被作為主尊供奉。從西涼到成都，正是唐王朝與邊境作戰(zhàn)的主要區(qū)域，巴中的毗沙門天王可能直接來源于西北地區(qū)。在四川腹地原有許多毗沙門天王造像，但在同為川北門戶的廣元卻無這種造像，說明毗沙門天王造像是經(jīng)米倉道由巴中進入四川。
C南北佛教造像藝術的分水嶺
佛教藝術進入巴中后，除了帶有二京和河西走廊的痕跡，也開始發(fā)展出獨特的地方風格。巴中絕大多數(shù)龕窟為官商和百姓出資開鑿，目的是祈福消災、保佑太平，寫實化和世俗化的風格開始顯現(xiàn)。
南龕116號龕西方凈土變，窟中左右兩側(cè)共有46尊聽法菩薩像。這些菩薩各具姿態(tài)，坐姿自然隨意，有的掀起衣裙，雙腿裸露;有的托腮盤腿，若有所思。李盛明說，這種“不拘禮法”“得意忘形”的姿態(tài)，在菩薩造像中比較少有，卻是日常生活中常能見到的場面。
此外，左右龕柱側(cè)立著兩個天王，腳上穿著草鞋，被民間稱作“草鞋天王”。“草鞋在當時川北地區(qū)頗為普遍，完全突破傳統(tǒng)，呈現(xiàn)世俗化趨勢。”李盛明說，隨著時間推移，現(xiàn)在的草鞋已經(jīng)難以辨認，但在一張上世紀80年代留下的照片里，天王腳下的草鞋依然清晰可見。
南龕鬼子母佛造像也體現(xiàn)了明顯的世俗化風格。李盛明指向81號龕，中間坐著一位體型豐腴的中年婦女，衣著簡單，形態(tài)樸實。她盤腿而坐，懷抱一個小孩，左右側(cè)各有4個小孩。除了81號龕，68號、74號等龕都有同樣的造像。
鬼子母佛原是婆羅門教中的惡神，護法二十諸天之一，專吃人間小孩，被稱作“母夜叉”。被佛祖點化后，成為專司護持兒童的護法神。傳入中國后，民間祈求多子多福，鬼子母佛常被人們供奉求子。世俗化的南龕鬼母造像，與普通婦女無異，全無神佛形態(tài)。在宋代的大足石刻中，現(xiàn)在能看到的鬼母題材，也多是這樣世俗化的慈愛婦人形象。
另外，南龕石窟造像的服飾風格也有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特點。107號龕的“豎三世佛”，三佛不著袈裟，穿著直襟開口的直袍服至小腹下部，敞胸露懷，身寬體胖，面部扁平，粗腰大肚。同樣，60號龕的菩薩，頭戴三葉冠，花裙曳地，衣帶飄拂，身子微微前傾，儼然唐代宮廷女子的扮相，頗具動態(tài)之美，被稱作“媚態(tài)觀音”。
“巴中石窟是南北方佛教造像藝術的分水嶺。”李盛明說。巴中石窟和中原石窟相比，造像藝術更具世俗化傾向和地域民族特點。四川石窟發(fā)展至晚期，這種世俗性和寫實性更加明顯，在安岳石窟和大足石刻達到高峰。雷玉華認為，巴中石窟是長安樣式在四川傳播的源頭，其影響可下達于宋代的大足。
根據(jù)歷史資料，石窟前后進行過約6次裝彩修繕，最晚的一次是在清朝嘉慶年間。1999年，國家文物局曾對南龕石窟主佛區(qū)進行了搶救性危巖體加固保護工程。“不過，南龕石窟的保護現(xiàn)狀仍然嚴峻，造像處在自然條件下，長期在雨水侵蝕、空氣污染、風化營力等因素的影響下，面臨著危石崩塌、雕刻風化、病害嚴重等問題。”李盛明表示，目前，研究所正在編制危崖加固(二期)方案，“但由于專家觀點不統(tǒng)一，方案確定比較困難，我希望更多專家到巴中來，為南龕石窟的保護建言獻策。”